一个声音低沉的男人接了电话。“请找西尔维亚·达历山德罗讲话。”我用意大利语客气地说。

我的绝望情绪影响了大家。家人对我的健康越来越担心。每个人都想找到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啊，是我。”他答。就连只是在半清醒状态下的我也能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我可以和达历山德罗先生说话吗？”

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接通了厄立特里亚，但是我终于听见了弗朗索瓦的声音，好像是穿过了厚厚一层静电扰传来的。

“对不起，先生。”他简短地说。

“也许佩尔捷大夫会了解情况，”蔡兹建议说“实际上他昨天刚来过电话，我们答应他你一醒过来就通知他。”

“听着，别装傻，让你的老板接电话。是关于他女儿——我救了她一命的那个女儿。”

“西尔维亚在哪儿？”

“那西尔维亚去了什么地方？”

“什么直升飞机？”

我一办法也没有了。“这绝对不可能，”我火冒三丈“她不可能就这么无影无踪了。”

“好主意，”我急切地说“咱们上给他打一个电话。”

“我以为她在苏黎世和你在一起。我最后看见的是，他们把你抬上直升飞机的时候她握着你的手。”

并且希望，打穿了我骨的那粒弹当时就把我打死。

“晚上好，希勒医生。我是达历山德罗。对你所的一切我激不尽。非常兴听说你好多了。我一直非常挂念，直到得知你最新的恢复情况。”

不知何故，这倒起了作用。他让我等一等。没有多久，一位英语说得像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一样的绅士接了电话。

他知些什么事，但没有告诉我。

我无比痛苦地倒在了枕上。

上帝。这就是说，这家伙实际上一直在密切注意我的病情，可从来没有想到给我打个电话，说声谢谢？直觉告诉我，我的时间很少，因此我决定单刀直。

就连这样烈的情宣也未能动他，他仍镇静地——显然十分真诚地说：“修，你救了我女儿的命，我将永远谢你。”

“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把这个谈话继续下去了，”他彬彬有礼然而十分决地说“再见，医生。”

见鬼，我甚至无法他说西尔维亚在不在那里。作为最后手段，我决定孤注一掷。

“我能和她说话吗？”

好一个自命不凡的杂。

说完，他挂上了电话。

“不怎样还是给我吧。”

谢上帝，我心里想，我要娶的女人还活着，很安全。可是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在这里呢？

“迎你恢复知觉，修。很兴你重回人间。我很佩服你的勇敢，但究竟是什么使你纵容自己表现这廉价的英雄主义？”

他的应对——只能叫应对，因为这实在不是个回答——光溜得像丝绸一样：“她现在心情很不好，修。我想你是能够理解的。”

“那你究竟觉得什么时候才‘是时候’？”

“那她现在在哪儿？”

“我看现在不是时候。”

“谁安排飞机把我送来的？”我问。

“有的，不过我怀疑这对你会有什么用。”

“别废话了，行不行？西尔维亚究竟是死是活？”

“我真的不知。事实就是如此，修。”

刹那间的犹豫后他平板地说：“当然活着，那得谢你。是她把你回来的。”

“弗朗索瓦，你有她在米兰的电话号码吗？”

我烈地预到，这将是我和达历山德罗家族的最后一次联系，因此我决心把要说的全说来。“见鬼，达历山德罗先生，难你没有意识到，为了她，我可能杀了一个人吗？”

“请讲吧。”

“帮我们从飞机场把药品运来的红海石油平台的一架意大利直升飞机。你还记得吗？你上了飞机，她和你一起走的。我是说，老兄，你救了她的命！”

我把电话递给蔡兹，他记下了弗朗索瓦告诉他的一串数字。然后，我很快说了声再见，就命令弟弟立刻给我往米兰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