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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好作品，不如何不受同时代人乃至作者自己的重视，它们在文化史上大抵终能占据应有的地位。里尔克说罗丹的作品像海和森林一样，有其自的生命，而且随着岁月继续在生长中。这话也适用于为数不多的好书。绝大多数书只有短暂的寿命，死在它们的作者前，和人一起被遗忘了。只有少数书活得比人长久，乃至活在世世代代的书家的书斋里，——也就是说，被组织他们的有机，充实了他们的人生。

购书简直是偏执症，殊不料它成了书迷们的快乐的源泉。购书本是一快乐，而寻购一本书的艰难曲折似乎化为价值添加到了这本书上，化了购得时的快乐。

叶先生的《读书随笔》不单论书的读、购、藏，更多的篇幅还是论他所读过的一本本的书，以及书及人，论他所兴趣的一个个的作家。其中谈及作家的奇癖乖行，例如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的鸦片成风，纪德的同恋及其在作品中的自我暴，普鲁斯特的怕光、怕冷、怕声音乃至于要穿厚大衣小灯坐在隔音室里写作，这些固可博人一粲。但是，谈及人和书的命运的那些篇什又足令人扼腕叹息。

作家中诚有生前即已功成名就、人与书俱荣的幸运儿，然更不乏穷困潦倒一生、只留下后名的苦命人。诗人布莱克毕生靠雕版卖艺糊，每当家里分文不名，他的妻便在吃饭时放一只空餐盆在他面前，提醒他拿起刻刀挣钱。汤普生在一家鞋店帮工，穷得买不起纸，诗稿都写在旧账簿和包装纸上。吉辛倒是生前就卖文为生，但不敷，常常挨饿，住简陋到没有，每天只好潜图书馆的盥洗室漱洗，终遭理员发现而谢绝。只是待到这些苦命作家撒手人间，死后终被“发现”生前连一碗粥、一片面包也换不到的手稿便突然价值千金，但得益的是不相的后人。叶先生叹：“世上最值钱的东西是作家的原稿，但是同时也是最不值钱的。”人亡书在，书终获好运，不过这好运已经和人无关了。

四

由于在购书过程中倾注了心血，织着情，因此，书的人即使在别的方面慷慨大度，对于书却总不免有几分吝啬。叶先生曾举一例：中国古代一位藏书家在所藏每卷书上都盖印曰“借书不孝”以告诫孙不可借书与人。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但我们每个书的人想必都会过借书与人时的复杂心情，尤其是自己喜的书，一旦借，就朝夕盼归，万一有去无回，就像死了一位亲人一样，在心中为它筑了一座缅怀的墓。可叹世上许多人以借钱不还为耻，却从不以借书不还为耻，其实在借者那里，后者给他造成的痛苦远超过前者，因为钱是外之，书却是他的生命的一分。

书生多穷，买书时不得不费斟酌，然而穷书生自有他的“穷开心”叶先生有篇文字专谈逛旧书店的乐趣，如今旧书业萧条已久，叶先生谈到的诸如“意外的发现”之类的乐趣差不多与我们无缘了。然而，当我们偶尔从旧书店或书市廉价买到从前想买而错过或嫌贵而却步的书时，我们岂不也到过节一般的快乐，那份快乐简直不亚于富贾一举买下整座图书馆的快乐？自己想来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即使在购买别的商品时占了大十倍的便宜，我们也决不会这般快乐。

书家的书纯属个人好，不像评论家的评书是一社会责任，因而和评论家相比，书家对书的选择更不易受权势或时尚左右。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本好书在评论界遭冷落或贬斥，却被许多无名读者和珍藏。这无声的评论在悠长的岁月中发挥着作用，归结底决定了书籍的生命。也许，这正是书家们在默默无闻中对于文化史的一参与？

书家的藏书，确是把书当作了他的生命的一分。叶先生发挥日本书家斋藤昌三的见解，调“书斋是一个有机”因为它是伴随主人的神历程而新陈代谢，不断生长的。在书斋与主人之间，有一个共生并存的关系。正如叶先生所说：“架上的书籍不特一本一本的跟收藏人息息相关，而且收藏人的生命贯其中，连成一。”这与某些“以藏书的丰富和古版的珍贵自满”的庸俗藏书家是大异其趣的。正因为此，一旦与主人断绝了关系，书斋便解，对于别人它至多是一笔财产，而不再是一个有机。那位训示孙以“借书不孝”的藏书家昧于这层理，所以一心要保全他的藏书，想借此来延续他死后的生命。事实上，无论古今，私人书斋是难于传之孙的，因为孙对它已不有它的主人曾经有的血相连的情。这对于书斋主人来说，倒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憾事，既然生命行将结束，那和他生死与共的书斋的使命应该说是圆满完成了。

作家之不能支自己的书的命运，还有一表现，就是有时自己寄予厚望的作品被人遗忘，不经意之作却得以传世。安徒生一生刻意经营剧本和长篇小说，视之为大树，而童话只是他在余暇摆的小小草，谁知正是这些小小草使他在文艺园里获得了不朽地位。笛福青壮年时期衷于从政经商，均无成就，到六十岁屈尊改行写小说，不料《鲁滨逊漂记》一举成名，永垂史册。